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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作者:未知 来源:应用文写作网 加入时间:2005-12-29 月光软件站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发布时间: 2003-1-19  作者:张黎明  
随着由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涉农恶性事件,是因为近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减少,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各种负担。据测算,在农业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目前传统的种植业已经无利可图,加上我国加入WTO给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民今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是收入的锐减,另一方面是沉重的负担,两方面的因素以夹攻之势,加剧了农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要有效地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农民和政府一同走出困境,根本的途经只有一条,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现有的各种增收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为了使农民增收,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诸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大办乡镇企业、调高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此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兴修梯田、水利,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如提倡使用改良籽种和地膜等等,都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增收问题呢?下面对此做一些粗略的分析。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即由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发展多种经营,什么能卖钱就搞什么。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压粮扩经”,或者栽果树,或者种蔬菜,从局部看,这样做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全国到处都这样搞,长此以往,又会使农业产业结构趋同,出现新的失调。而且,产业结构应该是由市场来调节的,靠行政命令人为地调整,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众所周知,烤烟的返还税比较高,前几年,好多地方基层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着调整产业结构的旗号强迫农民种烤烟,对不种烟的农民进行处罚,一时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翻了几翻。但是烟草是国家专卖产品,烟叶不像蔬菜、水果那样直接进入流通市场,而是只能卖给烟草公司,全国的烟厂就那么多,吞吐能力也就那么大,过多的烟叶烟草公司根本收购不了,结果大量的烟叶积压下来,让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可见,即使产业结构调整了,增收仍然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2、推动农业产业化。即通过创办各类龙头企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以此增加农业的边际效益。创办龙头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目前农业剩余几近于无,而农民又不具备足够的融资能力,因此龙头企业难以大量涌现。计划经济时期靠政府出资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难以存活,如果农产品市场需求不旺,公司无利可图,就只有倒闭或者转产,脆弱的产业链也就会被无情地掐断。从全国产业化发展形势来看,走这一条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目前只有少数比较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产业化雏形,对于大多数边远农村来说,实在还没有条件走这样的一条路,因而也就谈不上通过这条途径,来大面积地增加农民收入。

    3、发展乡镇企业。无庸讳言,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确实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批管理薄弱、产品粗劣和缺乏资金、技术投入的企业被淘汰了,而另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过改制、改组和改造,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这样不仅不能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反而还不断地向外排斥着农民工。从近年来乡镇企业放缓吸纳以至排斥农民工的现实来看,这一条增收渠道已日渐堵塞。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由于农民工在整体素质上的天然低下,能够大量吸纳农民工的乡镇企业,不会再有产生和存活的土壤与气候了。

    4、提高农产品价格。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多次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加入WTO,农产品价格最终要由市场来调节,而不能再由政府依靠行政命令来确定了。单从价格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国内,因而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国内市场,这样我国的传统农业便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粮食价格上升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今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严峻的现实是,加入WTO之后,发达国家的大宗农产品,会以低廉的价格冲击国内市场,造成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进一步大量失业和破产,这对于农民增收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所以朱镕基总理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是农业。

    5、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相比,一个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只是国家干部职工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收入。国家干部职工月工资超过800元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农民却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就承担了各类税赋,两者的收入和负担相比之下过于悬殊。而且,国家干部职工还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显性与隐性的社会福利,而农民不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还承担了国家干部职工不用承担的好几种费用。例如,在城市里办学、修路由国家财政负担,在农村却要由农民自己掏钱。近年来通过精简乡镇吃“皇粮”的人数和税费改革试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缓解一下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不缩小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之间人为造成的差别,农民就不会从经济上彻底翻身,减轻负担也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增收途径不过都是权宜之计,在局部或者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农民增收,从长远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目前所搞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是农业系统内的一种微调,并不能使农业本身发生革命性变迁,更不会改变一、二、三产业大格局。从全国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村都不具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条件,而从事产业化的这一部分农民,从数量上看也不会超过农村劳动力的10%,因而所有单纯就农业抓农业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二、         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增收的重要或主要渠道

    

    仔细考察一下近年来农民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一直致力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增收问题,但是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却来自于非农产业。这种结果实在是政府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和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的一个标志,便是每年都在城乡之间汹涌彭湃的“民工潮”。

    之所以会出现“民工潮”,首先是因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大约有4-5亿劳动力,而现有的耕地有一半人甚至仅有1亿人经营就足够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为了摆脱隐形失业的困扰,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估计每年出外打工的农民在8000万到1亿之间。据了解,在一些传统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有的村甚至所有的精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出外打工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越是自然条件严酷的地方,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便越多,出外打工的人数也就越多。

    其次是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谋生的一条重要以至主要渠道。目前,农村土地的承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也接近了极限,过多的劳动力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日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解决花钱的问题,这种情况促使农民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据了解,许多地方的农民从打工途径取得的收入,已经占了人均纯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农民收入中的现金基本上都是由打工得来的。

    三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作为弱质产业的传统农业,投资大、回报低,市场需求又不旺,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蚀,因而单纯靠农业并不能使大多数农民迅速富起来。目前,农村中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民,一般都是靠从事二三产业致富的,他们或到城市里从事建筑业,或者凭一技之长做生意,或者利用交通之便搞运输,总之,手中的钱大多数都是从农业之外得来的。综观中国大地上相对富裕的村,或者位于城郊、交通要道,占据着有利的地缘优势;或者靠近煤田、矿山,占据着丰富的资源优势;或者地处风景名胜区,占据着独特的自然优势,总之,这些地方都具有发展二三产业的良好条件。由于这些地方除从事农业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出路,加上这些地方的农民一般都要比别的地方的农民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具有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他们便比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先一步富起来了,甚至有一部分农民还住上了洋楼、坐起了轿车。而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吃的农民,是连想也不敢想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的。

    综上所述,由于农业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目前农民从农业本身已经不能得到丰厚的收入,而在农业之外却广泛地开辟了增收的渠道。

    

    三、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非农化

    

    既然仅仅靠发展农业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而且农民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的确,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大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我国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目前,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一点,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可以说我国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其生产资料功能已经严重退化。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农村人口却一直处于膨胀之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增加到现在的9亿。据测算,目前农村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而从事农业生产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这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有2-3亿,这么多的人如果都留在农村而找不到出路,不但不能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不仅使我国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因此,只有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只有让更多的农民脱离传统农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与地这种深刻的矛盾,才能为留在农村的那一部分农民开拓相对广阔的生活空间。

    不仅如此,农民只有大量地从事非农产业,才能加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相当低,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实现城市化,必须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即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相对提高,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应该超过一二产业就业的人数之和。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一般都达到60-70%;不少发展中国家,三产就业比重也在40%甚至一半以上。第三产业是城市新迁入人口的最佳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就在于从事第三产业。只有大量的农民进城从事了第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目前十分突出的农业就业矛盾,加速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综观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在目前农业出路十分狭窄的情况下,单纯地在农业内部调整产业结构,只有局部的效应,不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放在大产业格局中进行,也就是不断地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千方百计地发展第三产业,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趋于合理。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许多城市已经陆续拆除面向农村人高筑的壁垒,许多不合理的收费和限制被相继取消,农民在城市里就业和创业的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还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应有的关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这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进入农村基层政府日常管理的范围,属于被忽视或遗忘了的一部分人。在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看来,农民一但外出打工就脱离了管辖的范围,他们的喜悦忧愁、成功失败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对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和生产不闻不问,甚至当外出打工人员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四处求助时,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应有的关心。事实上,外出打工人员相对于城市人来说,仍然在知识、能力、经验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打工时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心理压力,至于被工头欺骗,被老板克扣工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事也时有发生。

    鉴于以上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外出打工人员以足够的关注,把对他们的管理和服务纳入日常工作的范围。首先要从精神上给外出打工人员以热情的关怀,积极鼓励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开拓生存和生活的空间。农民放弃经营土地外出打工实出无奈,并非不务正业或不热爱家乡而从农村“逃亡”了。因而当地基层组织不能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也不应该在管理上遗漏他们,而是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引导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鼓励农民不再当传统型的农民。其次要通过建立一些中介组织,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外出打工人员由于信息不灵而常常对行情缺乏了解,或者一窝蜂地涌向某几个大城市,或者一起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总之,外出的盲目性比较大,这样便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农村基层组织应该针对农民外出打工信息不灵的问题,利用政府部门拥有的媒体、技术和信息资源,建立一些能够进行劳动力市场行情分析、预测的中介组织,及时地给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咨询,让他们在外出打工时减少盲目性。再次要通过政策、法律和各类专业技术的培训,不断提高打工人员外出谋生挣钱的能力和素质。应该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外出打工人员普遍返乡的时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多方位的培训,要把以往主要针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扩大到对包括打工人员在内的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培训。针对外出打工人员常常遇到劳动合同纠纷、人身权利遭到侵犯等实际,对他们进行有关法律常识、政策的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的工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求他们在打工过程中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针对一部分外出打工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实用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由主要依赖体力获得报酬逐渐向依赖智力转变。要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真正提高了农民的素质,转移和减少了农民,才能最终富裕农民,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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