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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国文明发达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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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来源：应用文写作网 加入时间：2005-12-29 月光软件站 |
内容提要：西方进入文明时代一千多年之后，中国文明起源；西方各文明很早就开始大规模互相交流，中国与外界长期几乎完全隔绝；公元前后，东西方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上古时期中国文明的发展速度是快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的。本文通过对上古中国历史发展的回顾，比较其与西方的不同，结合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春秋战国和秦汉文明发达的原因的研究，简要分析上古中国文明发达的原因。其原因既有自然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方面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汉字的独特，周人的维新，民族观念的独特，两种文化传统的并行，统治者善于总结治国经验，人民勤劳。
关键词：上古 中国 文明 发达 原因
上古，在中国指汉朝灭亡以前，在西方指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上古是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初步成熟时期。
通常，文明起源的标志是金属的冶炼、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的建立。鉴于地区差异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必要把这个标志细化。农业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物质基石：此前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依赖自然，是食物采集者，此后的人类成为改造自然的食物生产者；流浪的人群随之转变为定居的农民，人们日渐紧密地联系起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食物的增加，为一部分人脱离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提供了条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综合结果，使人类被强制性地组织起来，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是文明起源的核心标志。文字的产生使文明加速发展成为可能，它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便利了文明成果的积累和传播。
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泉，西方学者称之为古典文化。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是希腊文化的精髓，是为“古典传统”；罗马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创新，灌注了法制精神，其建筑艺术和拉丁语对西方影响深远。“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卷第５２４页］古希腊时期，中国处于文化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至今在东亚仍有深远影响的儒、道、墨、法、兵等学说。与古罗马帝国同时期的秦－汉帝国，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其国家规模、文明程度、世界影响与前者相当。
上古世界有五个文明中心：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中国。“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版，上卷第１１４—１１５页］“古典希腊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全球通史》上卷第２１２页］两河流域国家的建立在公元前３１００年前后，中国夏朝的建立在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前后。也就是说，若以国家的建立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则中国晚于西方一千年。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文明的发达程度已经与西方文明相当。并且，汉武帝以前的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几乎是完全隔绝的。显然，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发达、后来居上，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对其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中国在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度中，没有发生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平民与氏族贵族的曲折斗争，而是由家族转化为国家，氏族贵族转化为国家统治集团，形成“家国同构”的格局。中国文明的黎明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帝王”同出一系：黄帝是各族共同的祖先，颛顼是黄帝之孙，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黄帝的玄孙，舜是黄帝的九世孙。三代的始祖也是黄帝的后代：夏祖鲧是黄帝的曾孙，商祖契和周祖后稷都是黄帝的玄孙。
黄帝—＊ —颛顼—＊ —＊ —＊ —＊ —＊ —舜
—鲧
—＊ —＊ —喾 —尧
—契
—后稷［据《史记－三代世表》］
这个世系表带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是它明确表明：中国的先民从来就认为全“天下”是一家人。商取代夏、周取代商，被看作是最高统治权在大家族中各支系之间的转移；秦统一中国，秦人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其他地区的人；汉高帝起自楚地，以秦地为基础统一中国，全国平民都是汉家的编户齐民。“家国同构”的格局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一脉相承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对新生的孱弱的文明是一种保护。
夏朝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端，开化地区仅有豫西、晋南，后扩展至豫东、鲁西，其规模较大的考古遗址仅有豫西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可见夏朝文明程度是很低的。
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商族取代夏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商朝建立。商朝前期，多次迁都，盘庚迁殷之后稳定下来，“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全球通史》上卷第１３７页］“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全球通史》上卷第１３８页］以青铜器和甲骨文为代表的商文明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商人的神本观念十分浓厚，并且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甲骨文即为贵族占卜吉凶的记录。贵族在祭祀神灵和祖先时，为了表示虔诚，杀掉大量奴隶作为贡品，是为“人祭”；基于对阴间的迷信，贵族死后下葬，还要杀掉大量奴隶殉葬，是为“人殉”。对神的迷信和对人的贱视，残酷的杀戮造成人力的缺乏，制约着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取代商朝的是周朝。周族的历史和夏、商一样悠久，长期在渭水流域发展，兼并周边的方国、部族，力量逐渐壮大。公元前１０４６年，商纣王统治暴虐、众叛亲离，又值用兵东夷、内部空虚，周武王认为灭商时机已到，“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史记－周本纪》］经过“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的牧野之战，周朝统治确立。经过周公东征、营建洛邑、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周朝统治巩固。周由偏居一隅的小邦成为定鼎中原的大国，经历了千余年的艰辛创业，这种经历造就了周人一系列的新思想，以周人的这些新思想为起点，中国先民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和坚韧刚健的民族精神。周人总结周兴商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天威非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由商人一味尊天崇祖进步到敬天保民，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泉，是中国文明发达的重要保证。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思想发展完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孔子将“民”列为世间大事之首［《论语－尧曰》］。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实主义。......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全球通史》上卷第２７８—２７９页］周人主张治理人民应当“明德慎罚”，后来发展成为“德治”与“仁政”思想。《诗经》中《生民》《公刘》《绵》等篇对周族兴起历史的叙述，洋溢着对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精神的赞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这种精神世代相传，发扬光大：“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鉴于商朝因为在王位继承上“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而易于爆发内讧，周朝实行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这是对“家国同构”格局的发展，巩固了统治秩序，扩大了疆域，增强了凝聚力。
周人在思想和制度上的维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类似，上古中国部族众多。五帝时期，中国有三大部落集团：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长江流域的苗蛮部落，东方沿海的东夷部落。各部落集团内部支系繁多，差异很大。相传，夏初有万国，商初有三千国，周武王观兵盟津（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史记－周本纪》］。三代都不是真正的统一国家，三代之王作为“天子”而具有天下共主的象征地位。周族和从属于周的中原诸侯国为了表明自己的文明开化而逐渐自称“华夏”，周朝以外的方国被贬为“蛮夷戎狄”。西周时期中国气候转寒，这对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不利。周多次用兵于长江中游的荆楚和淮河流域的淮夷、徐夷，向温暖的南方开拓。中原地区，诸夏与蛮夷交错分布，镐京和洛邑周围不远都有蛮夷活动，西周最终亡于游牧于泾渭流域的犬戎。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夏失去领导核心，蛮夷戎狄的势力发展迅速，山戎南下灭卫，荆楚北上问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中原文明面临严峻挑战。有实力的诸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起来，打退蛮夷的侵逼，同时建立霸业，诸夏在与蛮夷的战争中逐渐转为攻势。世界上多数地区区分民族十分重视血缘，而中国人区分夷夏则以文化为标准，这使得众多的蛮夷戎狄在被诸夏兼并之后迅速华夏化，楚、吴、越等国也因为与诸夏交往增多而转为华夏。炎黄－华夏族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融合一切接受中原文化的民族，到汉朝时发展成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数量最多的民族——汉族。中国文明这种强烈的包容性和巨大的整合力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但是罗马帝国表现为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汉代中国则表现为武力统一的结果。”［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古代史编上卷第４２８页］在罗马帝国，罗马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以外的各民族都被称为“蛮族”，不同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生活迥异，彼此缺乏认同感。被征服民族和帝国政权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试图脱离帝国的起义时有发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变革发轫于铁器革命。“由于铁矿分布较广，铁的硬度和韧性较高，铁器的出现就最终排除了石器，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最早锻造铁器的是赫梯王国，约在公元前１４００年左右。”［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缩印本第２０６４页］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冶铁制品是西周晚期的铜柄铁剑。春秋时期，铁农具开始出现；战国时期，铁农具普遍使用。与西方相比，中国普遍使用铁器是比较晚的，但是中国的冶铁技术进步很快，随即创造了使铸件钢化的铸铁柔化技术，西方掌握此技术在１８世纪。“春秋后期，各国共计约４５０万人，到战国后期，达到２０００万。２５０年间，人口增长４倍。”［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古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７页］人口总量在兼并战争激烈进行的状况下迅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铁器革命的深入进行。中国的铁器革命开始晚、进展快、程度深，对社会的冲击剧烈。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互相促进，变革之中的自由局面，共同造就了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儒学、墨学和法学，《诗经》和科学，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是对周文化传统的继承。道学、《楚辞》等楚文化的杰作，则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楚地在以绘画和音乐为代表的艺术方面也胜过中原。道学的重要代表人庄子虽是宋国人，但是“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期间被迫迁移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后裔。”［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版，第２９页］奠基时期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的交融，使得中华文明有着超过其他文明的广度与韧性。
秦国的崛起和统一中国，得宜于奉行法家学说。秦朝在巩固统一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秦朝不顾长期战乱后民生凋敝的国情，在治理天下上将法家学说刚猛急暴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最终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东、南至东海、南海，沿海平原从朝鲜半岛一直绵延到越南；北边、西边和西南分别是蒙古戈壁、青藏高原和云南高原，是极难越过的自然屏障；与其他文明中心唯一的陆地通道——河西走廊－西域－中亚——漫长而崎岖。中国疆域的主体是团状的大陆，东西超过２０００公里，南北超过３０００公里，面积约５００万平方公里，东部以平原为主，西部以高原为主，南方是亚热带气候，北方是暖温带气候。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又辽阔完整的地理单元，这是中国文明得以独立发展、少受外部冲击而又长盛不衰、回旋余地广阔的地理原因，中国天然条件的优越是上古时期绝无仅有的。汉朝建立之后，总结秦亡教训，以道学为主导思想，统治者积极稳健地执行加强统治、巩固统一、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此时的中国依然处于气候温暖的时期，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广阔的东亚大陆统治有序、和平安定、土地开辟、人口增加、百业兴旺、国库充盈，是为“文景之治”。继之的汉武帝根据国情的变化，在治国策略上儒法并用、刚柔相济，“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汉武帝实行对外开拓、开放的政策，东亚大陆适宜农耕的地区几乎都被纳入汉朝治下；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始了东西方大规模的交往。汉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成为和罗马比肩并立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东汉时期，中国气候转寒，北方经济略有衰退，但是因南方的开发而得以弥补。东汉的的强盛局面持续到２世纪后期。
总之，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发达、后来居上，得宜于重视传统而形成的继承性，得宜于汉字对文明的传承，得宜于悠久的民本主义传统，得宜于以文化区分民族而造就的民族大融合，得宜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文化的交融，得宜于统治者的因势利导，得宜于人民的勤劳创造，得宜于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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